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刪除鍵按下去之後:市場失當行為調查中「毀滅證據」的法律真實後果
簡述
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市場失當行為制度,長期被理解為一套「雙軌」執法框架:刑事檢控與民事審裁並行。但真正令當事人付出額外代價的,往往不是最初的內幕交易或虛假交易本身,而是在證監會調查啟動之後、當事人試圖「清理」通訊紀錄的那一步。刪除 WhatsApp 訊息、清空手機、指示下屬「唔好留底」,在法律上不會讓原來的問題消失,反而可能獨立觸發不遵從法定要求、妨礙調查,以至於在審裁處程序中構成對當事人不利的推論。本文從條文、程序、案例與實務四個層面,拆解「刪除策略」為何是一步高風險的棋。
一、市場失當行為的基本圖譜:先搞清楚「被指控的是什麼」
討論刪除策略之前,需要先定位當事人所面對的究竟是什麼性質的程序。香港法下,市場失當行為不是一個單一罪名,而是一組行為類型的統稱,分佈在《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第XIII部與第XIV部之中。
1.1 核心類型
第277條涵蓋「披露虛假或具誤導性的資料以誘使進行交易」,第298條將同一行為訂為刑事罪行;第270條與第291條分別對應內幕交易的民事與刑事路徑;虛假交易、操縱價格、披露受禁交易的資料等,各自有獨立的條文編號與構成要件。還有一類經常被忽略但執法頻率不低的類型:上市法團未及時披露內幕消息,屬於「披露規定」的違反,同樣可以由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處理。
1.2 雙軌執法:同一行為,兩套後果
證監會在處理內幕交易及市場操縱時,可以選擇刑事檢控,也可以將個案提交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Market Misconduct Tribunal,MMT)。兩者的根本差異不在於行為的「嚴重程度」標籤,而在於證明標準與程序性質。
| 維度 | 刑事路徑 | MMT 路徑 |
|---|---|---|
| 程序性質 | 刑事審訊 | 民事研訊 |
| 證明標準 | 排除合理疑點 | 相對可能性,但按指控嚴重程度調節(ReH 方法) |
| 主要後果 | 監禁、刑事罰款、定罪記錄 | 交出利潤、罰款、取消資格令、冷淡對待令 |
| 最高罰則(公訴) | 罰款1,000萬港元及/或監禁10年 | 不適用監禁 |
MMT 的民事性質並不意味着「較輕」。審裁處有權命令交出因失當行為獲取的利潤或避免的損失,可以施加取消資格令,也可以作出「冷淡對待令」(cold shoulder order),對個人在金融市場的參與能力造成實質限制。更關鍵的是,MMT 的舉證標準雖然是「相對可能性」,但終審法院在相關紀律程序中確立的「ReH 方法」要求:指控越嚴重,證據就必須越能使人信服。這意味着內幕交易這類帶有不誠實元素的指控,在 MMT 中仍然需要相當紮實的證據。
1.3 為什麼「雙軌」對刪除策略的討論至關重要
兩條軌道的證據規則和程序權力不同。刑事程序中,被告享有緘默權和不自證其罪的保障;MMT 程序中,審裁處有權要求任何人出席、提供證據及交出紀錄或文件,不遵從可構成刑事罪行,而「可能導致他人入罪」本身不是拒絕遵從的合理辯解。換言之,當事人面對的不是一個「可以選擇不說」的場景,而是一個法定合作義務較為剛性的程序環境。在這樣的環境下,刪除紀錄的行為,性質上不是「保持沉默」,而是「消滅本來可以被要求交出的東西」。
二、「刪除」在《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獨立法律風險
刪除通訊紀錄本身,在條例中並沒有一條名為「毀滅證據」的獨立市場失當行為條文。它的法律後果是透過幾條相互交疊的路徑產生的。
2.1 不遵從證監會或審裁處的法定要求
證監會根據第179條、第181條、第182條等條文,有權要求交出與上市法團有關的紀錄及文件、要求中介機構提供交易資料、要求相關人士就文件作出解釋。這些權力在字面上涵蓋「紀錄」與「文件」,而司法裁決已經明確,對這兩個詞的解釋不應狹窄到排除數碼器材中的資料;相反,條文的目的是協助證監會履行調查職能,涵蓋範圍包括搜尋、檢取和要求交出與調查有關的數碼紀錄。
如果當事人在收到要求之後才刪除,或者在被要求時聲稱紀錄「已經不存在」,而實際上是在知悉調查存在之後才執行的刪除,便可能落入「無合理辯解而沒有遵從要求」的範圍。MMT 的權力同樣如此:第253(1)(b)條授權審裁處要求交出由該人管有並與研訊程序標的有關的任何物品、紀錄或文件,第253(2)條將無合理辯解的不遵從訂為刑事罪行。
2.2 妨礙調查與「妨礙司法公正」的邊界
香港法下,妨礙司法公正不是一條成文法的固定罪名,而是一組普通法罪行與制定法罪行的集合。在證券監管場景中,刪除紀錄如果發生在證監會已經通知當事人調查存在、或者當事人明顯預見到紀錄將被要求交出之後,檢控方可以主張該行為的目的在於阻礙調查的進行。這條路徑的門檻高於單純的不遵從要求,但它所承載的污名化和潛在刑罰也相應更重。
實務上,證監會通常不需要走到「妨礙司法公正」這一步。單單是「不遵從法定要求」本身,已經足以在 MMT 程序中成為一個獨立的對抗點,並且可以在原先的市場失當行為指控之外,額外影響審裁處對當事人可信度的整體評價。
2.3 在 MMT 程序中產生的不利推論
MMT 的證據規則不受法院民事或刑事證據規則的嚴格約束,第219(1)(a)條明確允許審裁處收取在法院程序中可能不可接納的材料。同時,審裁處可以透過推論作出裁定。這意味着:當一方被指控從事內幕交易,而相關的通訊紀錄在其控制範圍內「消失」了,審裁處有權從整體證據中推論該消失的紀錄本來會對該方不利。這種推論不需要達到刑事標準,它是在「相對可能性」的框架內運作的。
換一個角度說,刪除策略在證據法上的效果,往往不是「消除證據」,而是「製造一個關於證據的推定」。當事人以為自己在清除痕跡,實際上是在給審裁處提供一個可以用來填補證據空白的邏輯缺口。
三、比較視角:刪除行為在外國監管程序中如何被定價
香港法下尚未出現一宗完全以「刪除 WhatsApp 訊息」為核心爭點的 MMT 公開裁決,但比較法上的材料足以說明監管機構對這類行為的定價方式。
芬蘭競爭與消費者管理局在一次現場檢查中,一名公司員工在其工作手機上刪除了 WhatsApp 訊息。赫爾辛基市場法院於2025年3月31日裁定,該公司構成競爭法所禁止的程序性違規,最初提出的罰款建議為440萬歐元,法院最終將金額下調至150萬歐元,但維持了「刪除訊息構成妨礙檢查」的定性。法院下調罰款的部分理由是該行為不可預見且不可預防,但違規本身的存在並沒有被否定。
這個案例的啟示不在於金額,而在於定性邏輯:監管機構不需要證明被刪除的訊息本身包含違法內容,就可以單獨就「在檢查期間刪除工作通訊」施加可觀的制裁。香港的法定框架雖然不同,但第253條的不遵從罪和證監會調查權力中的紀錄交出要求,在功能上佔據了類似的位置。一旦證監會或 MMT 發出了交出要求,刪除行為就從「個人資料管理」的範疇轉入了「監管程序中的不合作行為」的範疇。
四、近期案例中的信號:程序選擇與證據形态
2025至2026年間香港的幾宗案件,雖然不以「刪除」為直接爭點,但從側面展示了監管機構如何依賴通訊紀錄,以及當事人的行為如何在程序中產生作用。
4.1 黃栢鳴案:WhatsApp 訊息的刑事分量
黃栢鳴在擔任天馬影視主席期間,知悉公司賣盤的消息後,透過 WhatsApp 向胞妹發送「低過0.2,盡買」等訊息,並開出支票慫恿對方買入股份,獲利約103萬港元。證監會走刑事路徑,2026年6月被判監五個月,即時服刑。案件中 WhatsApp 訊息是刑事定罪的關鍵證據之一。這說明:在智能手機時代,口頭交談的「不留痕」優勢已經大幅萎縮,通訊軟件的文字紀錄在刑事標準下仍然可以成為有力的直接證據。
4.2 潘迪生案:MMT 路徑下的後果結構
潘迪生旗下公司在 PayPal 收購 Honey Science 的交易中獲得約1.476億美元,他在利好消息公開前買入迪生創建股份,帳面利潤約850萬港元。證監會將案件提交 MMT,而非刑事起訴。MMT 裁定內幕交易成立,後果集中於交出利潤、市場禁入及董事資格限制,不涉及即時監禁。兩案並讀,揭示的不是「同案不同罰」,而是證監會在證據形態與程序目標之間的策略性選擇:有直接文字訊息和明確指示關係的案件,刑事路徑更具可行性;證據結構較為間接或情節更適合以市場為基礎的救濟處理的案件,MMT 路徑更為合適。
4.3 丹楓案與披露義務的持續執法
2026年7月,MMT 裁定丹楓控股前公司秘書及其內地關聯人士就丹楓股份進行內幕交易,飭令交出超過100萬港元的非法利潤。同期,迪生創建創辦人潘廸生及其投資控股公司亦被裁定內幕交易成立,公司本身被裁定違反內幕消息披露規定。這些案件顯示,MMT 的執法範圍同時覆蓋交易行為與披露行為,而披露義務的違反往往與「什麼時候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披露」的時間線舉證有關——時間線的證據,恰恰高度依賴內部的通訊與決策紀錄。
五、當事人實際面對的場景:刪除發生在程序的哪一個位置
「刪除策略」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它在實務中出現在幾個不同的時間點,而每一個時間點的法律後果不同。
場景一:調查通知到達之前。 當事人尚未知悉證監會存在任何調查,基於一般的資料管理習慣清理手機或通訊軟件。這個場景下,除非有其他證據顯示當事人當時已經預見調查,否則單純的刪除較難獨立構成不遵從要求。但它在後續程序中仍然可能影響證據的完整性,並成為審裁處衡量整體可信度的背景因素。
場景二:調查通知到達之後、正式交出要求之前。 證監會可能已經接觸當事人或其代表,但尚未發出第179條或第182條的正式要求。此時刪除紀錄,距離「不遵從法定要求」的構成要件更近了一步。監管機構可以主張當事人在知悉調查存在的情況下處置了相關材料。
場景三:正式交出要求發出之後。 這是最清晰的高風險區間。第253(2)條和證監會調查權力下的不遵從條文,在文字上直接適用。刪除行為在這個階段幾乎不可能被描述為「與調查無關的日常操作」。
場景四:MMT 研訊開始之後。 審裁處已經行使第253(1)(b)條的權力要求交出紀錄,或已經安排訊問。此時的刪除或拒絕交出行為,除了不遵從的刑事風險之外,還會直接進入審裁處對證據和可信度的評價之中。
六、實務指引:面對調查時,關於通訊紀錄的正確動作
以下清單不是法律意見,而是從公開的監管框架與程序邏輯中歸納出的操作原則。具體個案必須由具備證券監管經驗的法律代表處理。
不要自行判斷「哪些紀錄相關」。 證監會和 MMT 的權力範圍由條文界定,當事人對「相關性」的自行判斷,在監管機構眼中可能被理解為選擇性處置證據。交出範圍的爭議,應該透過法律代表與監管機構溝通,而不是透過刪除來解決。
在收到任何形式的調查通知後,立即啟動法律保留(legal hold)。 這意味着暫停所有自動刪除功能、暫停手機和電腦的置換或清理程序,並以書面方式通知相關人員保留與調查標的可能有關的通訊。法律保留不是一個技術動作,而是一個可以證明當事人沒有銷毀意圖的程序紀錄。
區分「個人設備」與「公司設備」的陷阱。 即使紀錄儲存在個人手機上,如果內容涉及上市法團的內幕消息或交易指示,證監會要求交出的權力並不因為設備的物權歸屬而自動失效。第253(1)(b)條的語言是「由他管有」(in his possession),重點在管有,不在所有權。
刪除雲端備份同樣是刪除。 實務上常見的誤區是認為「手機刪了但雲端有」或者「刪了本地但伺服器有」。監管機構要求交出的範圍涵蓋當事人管有或可合理取得的紀錄;刻意清除備份或指示他人清除,與直接刪除在定性上沒有本質區別。
如果已經發生了刪除,不要試圖在後續程序中掩蓋。 在 MMT 程序中,審裁處可以透過推論作出裁定,而掩蓋行為本身可能成為比原始刪除更嚴重的可信度問題。由法律代表在適當階段主動處理已發生的證據缺口,通常比讓監管機構在交叉詢問中揭露更為可控。
七、MMT 程序中的抗辯空間:刪除之外,真正需要思考的事
對於已經進入 MMT 程序的當事人,抗辯的重心通常不在於否認「沒有刪除」,而在於條例本身提供的免責辯護和程序保護。
第271(3)條的「清白目的」抗辯,要求當事人證明其進行交易或披露消息的目的,並非在於利用有關消息為自己或他人獲得或增加利潤,或避免或減少損失。這條抗辯的門檻不低:它要求當事人主動證明一個主觀目的,而不是由控方證明該目的存在。上訴法院曾經指出,審裁處若錯誤地將某些情境因素納入這條抗辯的考量,在法律上構成錯誤。這說明免責辯護的適用範圍本身是有爭議空間的,但它的操作需要精確的法律論證,而不是靠事實上的否認。
另一條值得注意的路徑是程序性的。MMT 的研訊雖然是民事性質,但審裁處在證據接納和程序公平方面仍然受到基本公平原則的約束。如果證監會在調查階段取得了某些材料,而這些材料的取得方式或披露方式存在程序瑕疵,當事人可以在研訊中提出對應的挑戰。但這是一條技術性很強的路徑,它的成敗取決於對第219條、第253條及相關判例的細緻運用,而不是一般性的「程序不公」口號。
八、監管趨勢:為什麼「刪除」的風險只會上升,不會下降
證監會的執法產出在近年維持在高位。以近期一個年度週期為例,證監會展開了280項調查,對11名人士和3家公司提出54項刑事控罪,成功令9名人士及5家公司定罪;對16名人士及15家公司採取紀律處分行動;並在 MMT 展開兩宗關於未及時披露內幕消息的研訊。這些數字本身不直接指向刪除行為,但它們說明了調查的密度和程序啟動的頻率。
更結構性的因素是通訊形態的變化。內幕交易和市場操縱的溝通,已經大規模轉移到即時通訊軟件和加密渠道。監管機構對數碼紀錄的依賴相應加深,而法庭和審裁處對「紀錄」的解釋也已經明確不限於紙張文件。在這樣的環境下,當事人試圖透過刪除來控制證據面的空間正在收窄,而刪除行為被識別和定性的可能性正在上升。芬蘭的 Attendo 案是一個外部的參照點,但香港本身的條文結構——第253條的不遵從罪、證監會的紀錄交出權力、MMT 的推論權——已經足以支撐一條不依賴比較法的獨立風險路徑。
總結
市場失當行為的調查,本質上是一場關於證據的較量。內幕交易的通訊紀錄、交易指示的時間戳、決策過程中的文件流轉,構成監管機構重建事實的材料。刪除策略的邏輯前提是「沒有紀錄就沒有證據」,但香港法下的實際運作邏輯是「沒有紀錄本身可以成為證據」——不是作為原始行為的證據,而是作為當事人面對監管程序時的行為證據,以及審裁處作出不利推論的基礎。
對於金融從業者而言,真正的合規防線不在於事後如何處理紀錄,而在於事前是否建立了可以證明「交易目的與內幕消息無關」的文件軌跡,以及在意識到調查可能性時是否立即啟動了可被驗證的法律保留程序。刪除鍵按下去之後,消失的是紀錄,留下的是程序上的位置——而那個位置,通常不會對當事人有利。香港法庭線負面新聞刪除,有冇法律途徑可以跟?
常見問答
問:刪除自己手機上的 WhatsApp 訊息,也會觸犯《證券及期貨條例》嗎?
條例沒有一條直接名為「刪除訊息」的罪行。風險來自於刪除行為與法定要求之間的關係:如果證監會或 MMT 已經要求交出紀錄,或者當事人在知悉調查存在之後才刪除,便可能構成無合理辯解而不遵從第253(1)(b)條或相關調查權力下的要求。即使尚未收到正式要求,刪除行為也可能在 MMT 程序中影響審裁處對證據完整性和當事人可信度的評價。
問:MMT 是民事程序,是不是代表「無咁嚴重」?
程序性質是民事,但後果不輕。MMT 可以命令交出利潤、施加罰款、作出取消資格令和冷淡對待令,對個人在金融市場的職業生涯可以造成實質和長期的限制。而且 MMT 的舉證標準雖然是相對可能性,但 ReH 方法要求指控越嚴重、證據越要有說服力,這意味着內幕交易指控在 MMT 中並不是以寬鬆標準處理的。
問:如果證監會要求交出的紀錄已經被刪除,當事人應該怎樣做?
隱瞞或繼續處置相關材料是風險最高的選項。正確的方向是由法律代表評估刪除發生的時間點與調查通知的關係,並在適當階段以可控的方式處理證據缺口。在 MMT 程序中,審裁處可以透過推論作出裁定;試圖掩蓋一個已經發生的刪除,通常會製造出比原始刪除更難處理的可信度問題。
問:公司設備和個人設備在交出要求上有分別嗎?
第253(1)(b)條的焦點是「管有」(possession),不是所有權。即使紀錄儲存在個人設備上,如果內容與研訊程序的標的有關,而該人對紀錄有管有事實,審裁處的權力在文字上並不因為設備的物權歸屬而自動排除。實務上,混合使用個人和公司設備處理敏感資訊,本身就是一個增加法律風險的安排。
作者簡介
陳溱鋒
香港執業律師,專注於證券監管、市場失當行為辯護及企業合規調查。曾代表上市公司及其高級人員處理證監會調查及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程序,並就內部通訊紀錄保留政策、監管問詢回應策略及跨境證據事宜提供法律意見。文章中分析的框架基於公開的條文、監管指引及已報告的裁決;具體個案的法律後果須取決於其自身事實,本文不構成法律意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