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獲判無罪後，要求法庭線更新或刪除舊報導的法律權利

刑事案件獲判無罪後，要求法庭線更新或刪除舊報導的法律權利

在香港，傳媒報導刑事案件的每一個階段，從拘捕、提堂到審訊、裁決，幾乎已經成為公眾獲取資訊的既定渠道。以「法庭線」為代表的新聞媒體，憑藉即時、詳盡的法庭報導，讓司法程序透明化，發揮着重要的監察作用。然而，這種運作模式帶來了一個越來越常見的困擾：當事人被起訴、受審的報導鋪天蓋地，但最終獲判無罪的消息，卻往往淹沒在資訊洪流中，未能得到同等程度的關注。對於曾經被「點名」的無罪被告人來說，那些舊報導就如同一張永遠撕不掉的負面標籤，持續影響着就業、社交、家庭，甚至是心理健康。

這篇文章會從香港現行的法律框架出發，詳細分析一個刑事案件的當事人獲判無罪後，是否有權要求像「法庭線」這樣的媒體，更新甚至刪除過往的舊報導。我們會討論誹謗、私隱、個人資料保護、被遺忘權，以及法庭報導特權等多個法律層面，並提供實務上的可行方案與常見疑問解答，讓你在面對這種困境時，有一個清晰的法律定位與行動指南。

一、困擾的起點：一則舊報導可以帶來多大傷害？

設想這樣一個情景：陳先生是一位中學教師，兩年前因為一宗懷疑非禮女學生的案件被捕，當時案件在裁判法院提堂，「法庭線」及其他媒體均詳盡報導，標題直接寫上「中學教師涉非禮女生 准保釋候審」，內文交代了他的全名、任教學校、案情細節，甚至刊登了他在法院出入的側面照片。經過兩年的審訊，陳先生最終獲陪審團一致裁定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他以為一切雨過天青，可以重回正常生活。

然而，當他申請新的教職時，學校在簡單的網絡搜尋後，立即找到那則兩年前的舊報導，卻完全找不到無罪的更新。即便他向校方解釋，最終仍被婉拒聘用。更糟的是，在社交場合，偶爾仍有家長或朋友提起那則新聞，眼神裏帶着懷疑。那則報導，在他被判無罪後，依然像幽靈一樣糾纏着他。

這種「無罪但永遠有污點」的現象，在網絡時代尤其突顯。法律上，無罪推定是基本權利，但實際上，一則沒有後續更新的舊報導，足以讓無罪判決的意義大打折扣。這引伸出一個核心問題：在法律層面，陳先生有沒有方法，要求媒體把那則舊報導更新或移除？

二、先理解媒體的法律位置：法庭報導有什麼特權？

要探討要求更新或刪除的權利，我們必須先明白，媒體在報導法庭程序時，享有的特殊法律保護。因為如果報導本身完全合法，受到特權保障，當事人要挑戰它的存在，難度就會更高。

（一）誹謗法下的「絕對特權」與「有限特權」

香港的誹謗法繼承自英國普通法，並在《誹謗條例》（第21章）中有部分修訂。對於法庭報導，最關鍵的概念是「特權」（privilege），分為兩種：

1. 絕對特權（Absolute Privilege）

任何人在司法程序中作出的陳述，包括法官、律師、證人、陪審員等，都享有絕對特權，即使言論帶有惡意，也不能被控告誹謗。但這項特權傳統上只涵蓋法庭程序中的直接參與者，不適用於傳媒報導。傳媒即使準確引述法庭內的發言，也不享有絕對特權。

2. 有限特權（Qualified Privilege）

傳媒報導司法程序，享有的是「有限特權」。根據《誹謗條例》第13條及第14條，以及普通法原則，只要傳媒的報導符合以下條件，即使內容對當事人構成誹謗，也可以免於承擔法律責任：

• 報導是公正、準確的（fair and accurate）；
• 報導的是公開法庭程序；
• 報導是即時發表的（contemporaneous），雖然實務上這個時間要求相當有彈性；
• 沒有惡意（malice）。如果有證據證明傳媒刊登報導是出於惡意（例如明知內容失實仍刊登，或故意斷章取義以中傷當事人），有限特權就會失效。

這意味着，只要「法庭線」的舊報導是公正、準確地記錄了當時的法庭程序，例如如實報導控方指控、被告答辯、法官的提問和批出的保釋條件，那麼即使該報導後來因為被告被判無罪而顯得「不完整」或對當事人不利，媒體在誹謗法下幾乎是「無懈可擊」的。 即使事後判決結果不同，也不會令當初忠實記錄聆訊過程的報導變成誹謗。因為誹謗的判斷，是以發布當時的內容為準，只要當下報導的事實是準確的（例如「被告否認控罪」、「案件押後審訊」），便不構成誹謗。

三、誹謗以外，有沒有其他法律武器？

既然誹謗這條路幾乎走不通，我們便要檢視其他可能的法律基礎。

（一）個人資料私隱：能不能用《個人資料（私隱）條例》？

香港的《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第486章）是保障個人資料的主要法例。它規範了個人資料的收集、持有、處理和使用。其中，跟要求刪除舊報導最相關的是 「刪除權」 ，以及保障資料原則。

保障資料原則概述：

• 第1原則（收集目的）：個人資料必須以合法及公平的方式收集，而收集目的須直接與收集者的職能或活動有關。
• 第2原則（準確性及保留期間）：個人資料須準確，並且保存時間不得超過達到原初目的所需的時間。
• 第3原則（使用目的）：個人資料不得用於新目的，除非得到當事人自願和明確的同意。
• 第4原則（資料保安）：須採取適當保安措施。
• 第5原則（資訊提供）：須公開處理個人資料的政策及實務。
• 第6原則（查閱及更正）：當事人有權查閱及更正自己的個人資料。

要求媒體更新或刪除舊報導，最可能依據的是第2原則（保留期間） 和第6原則（更正權）。但我們會立刻遇到一大障礙：《私隱條例》對「新聞活動」有豁免條款。

《私隱條例》第61條：新聞活動的豁免

條例第61條訂明，如果個人資料是純粹用於新聞活動，而該活動是為了公眾利益，則可以豁免遵守第2原則（保留期間）及第6原則（查閱及更正）等部分規定。換句話說，媒體可以主張，保留一則過往的法庭報導，是為了新聞存檔、公眾查閱歷史公共紀錄等公眾利益，因此即使當事人要求刪除，他們也可以拒絕。

但這不表示媒體有「絕對豁免」。 如果當事人不是要求整個報導被刪除，而是要求更新、附加無罪結果的註記，情況可能不同。因為這不是要求刪除資料，而是要求「更正」不準確的資料，或確保資料的完整性。私隱專員公署過去曾表達，在平衡公眾知情權與個人私隱時，負責任的媒體應該盡可能確保資料的準確和及時。如果一則舊報導缺乏最終結果，導致公眾對當事人產生誤解，這是否符合「公眾利益」的定義，就很有討論空間。

實務上，我們可以向媒體提出的私隱角度論點：

1. 資料不準確：如果報導只提到「被控某罪」，而未提及最終「無罪釋放」，該報導在現今時刻，對當事人構成的整體印象是誤導性、不完整的。根據保障資料第2原則，資料須準確，而「不完整」也可以構成不準確。
2. 保留期限：媒體保存已決案件的報導沒有問題，但如果當事人的姓名、照片等識別資訊在案件無罪後仍然被無限期保留並公開，是否仍然符合收集時的原初目的（報導司法程序，讓公眾知悉當前事件）？當案件已塵埃落定，當事人已回復清白之身，持續公開其個人資料所造成的傷害，可能已遠超公眾利益。
3. 更正權的行使：當事人可以正式向媒體提出「資料更正要求」，要求附加一項更新，說明案件的最終結果。這在法律上較溫和，也較難被全盤拒絕。

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過去曾處理多宗針對網上媒體及搜尋引擎的投訴，當事人要求刪除連結或更新報導內容。在某些個案中，公署會鼓勵雙方協商，媒體自願加上備註或移除姓名，達成和解。但公署並無權力強制媒體刪除合法的新聞內容，最終只能發出執行通知或警告。

（二）「被遺忘權」在香港是否適用？

歐洲在2014年西班牙Google Spain案後，確立了「被遺忘權」（Right to be Forgotten），讓個人可要求搜尋引擎在特定情況下移除關於自己的過時、不相關或過多資訊的連結。歐盟《通用數據保障條例》（GDPR）第17條更明確規定了刪除權。

香港並沒有立法確立「被遺忘權」。 香港法律改革委員會在2019年曾發表《檢討實體法對個人資料的保障》諮詢文件，但至今未有修例。法院在極少數案件中有觸及相關概念，但總體態度保守。在2018年一宗申請剔除互聯網搜尋結果的案件（蕭XX訴Google）中，法庭並未裁定香港法律存在被遺忘權。因此，直接以「被遺忘權」入稟要求媒體刪除報導，在香港的勝算極低。

（三）《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下的私隱權與名譽權

《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第383章）收納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條文，其中第14條保障私隱、家庭、住宅和通訊不受任意或非法干涉，第17條保障名譽。當事人可以嘗試以此作為憲法層面的論點，指出舊報導沒有更新無罪結果，構成對私隱和名譽的持續侵害。然而，法庭在處理私隱與言論自由的衝突時，通常會進行相稱性衡量，並極度審慎地避免干預傳媒運作。歷史個案中，單靠人權法成功要求傳媒刪除報導的例子幾乎絕無僅有。

四、媒體有沒有道德或行業守則要求他們更新？

法律是底線，媒體道德則可能為當事人提供一條較易走的「軟途徑」。香港的新聞從業員和機構，雖然沒有統一的強制法規，但普遍會參考以下的自律性文件：

• 《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由香港記者協會、新聞行政人員協會等聯合發布。當中提到，新聞工作者應確保報導準確、全面，若有錯誤應盡快更正；在處理個人資料時應尊重私隱。
• 法庭報導的實務指引：司法機構的《在法庭內使用資訊科技及文字模式通訊的指引》雖然主要規管現場發放資訊，但也反映對準確報導的重視。

我們可以從道德角度，要求媒體履行「報導準確完整」的責任。一則只有指控而沒有最終判決的報導，是否還算得上是「準確完整」？ 這是一個強而有力的論點。負責任的媒體，在獲悉案件有最終裁決後，理應在可行的情況下，在原始報導加上編者按或更新段落，標示最終結果。許多國際媒體（如BBC）都有類似政策，會在舊報導加上「更新：本案件被告人其後被判無罪」的字句。這不僅是對當事人的公平，也是維護新聞公信力的做法。

向「法庭線」這類以專業法庭報導為定位的媒體提出道德請求，往往比直接訴諸法律更有效。因為他們格外重視報導的準確性和完整性，也較願意接納當事人有理據的更新請求。

五、實戰手冊：如何向「法庭線」等媒體要求更新或刪除

了解法律與道德背景後，我們必須擬定務實的策略。以下是步驟建議。

第一步：蒐集證據，確認無罪結果

整理好所有文件：

• 原報導的完整截圖、網址（URL）、發布日期。
• 無罪判決的證明：法庭頒下的判決書、命令、甚至是新聞媒體對無罪判決的報導（如果有的話）。如果沒有其他媒體報導，取得法庭判決書副本最為關鍵。
• 個人身份證明文件副本，用以核實你就是報導中的當事人。

第二步：先禮後兵——撰寫請求信

直接向媒體的編輯部或投訴機制發送正式的書面請求。信件應以理性、誠懇的語氣撰寫，清楚提出你的要求。內容結構可以這樣安排：

1. 表明身份，說明報導與最終結果的落差
清楚指出哪一則報導，並附上連結。簡述案件最終被判無罪的事實，並提供證明。

2. 解釋傷害
說明該舊報導如何影響你的生活，例如求職被拒、家庭壓力、聲譽受損等。提出具體例子有助於讓對方理解這不是抽象的法律要求，而是真實的困擾。

3. 提出明確的請求選項
一般而言，可以向媒體提出三個層次的請求，按可行性排序：

• 最佳方案：在原報導頂部或底部，加上「更新啟事」，清晰說明：「本文報導之案件，被告人已於[日期]被裁定所有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這樣既保留了歷史紀錄，也提供了完整的資訊。
• 次選方案：將報導中當事人的姓名、年齡、職業、照片等可識別個人身份的資料，以匿名化方式處理（例如只保留「一名男子」）。這可以減少對個人的直接傷害。
• 最後方案：完全刪除報導。但要明白，媒體極少會同意這方案，因為這等於改寫歷史。

4. 法律與道德依據（簡單提及）
在信中不宜以威脅口吻，但可以點出你的關注，例如：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個人資料須準確及完整保存。該報導因缺乏最終裁決，目前對我的個人資料構成不準確的描述。同時，我相信貴媒體堅守準確完整的報導原則，衷心希望能夠作出相應的更新。」

請求信範本（節錄）：

尊敬的編輯先生／女士：

本人為貴報於[日期]刊登，題為「[報導標題]」一文中提及的當事人。該報導準確記錄了當時的法庭程序，本人並無異議。

然而，該案件已於[日期]在[法院名稱]審結，本人最終獲判[罪名]罪名不成立，當庭釋放。隨信附上判決書副本以供核實。

由於該舊報導並無任何後續更新，在網絡上持續對本人造成嚴重困擾，影響就業及日常生活。本人懇請貴報基於報導準確完整及對當事人公平的原則，在該報導中加入更新啟事，註明案件最終無罪的結果。

如未能安排更新，本人也請求考慮將報導中本人的姓名及個人識別資訊移除，以減低持續的傷害。

盼望貴報能正面回應，如需進一步資料，請隨時聯絡。感謝你花時間理解本人的處境。

[你的姓名及聯絡方法]

第三步：若媒體拒絕或無回應，向香港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

如果媒體明確拒絕或長時間（建議等待四至六星期）沒有回覆，你可以向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投訴。投訴主要可基於：

• 違反《私隱條例》保障資料第2原則（資料不準確、保留過久）。
• 違反保障資料第6原則（拒絕更正資料）。

投訴時，一併提交你與媒體的來往信件、報導連結、無罪證明。私隱專員會進行調查和調解。若公署認為投訴成立，可向媒體送達執行通知，指令其採取補救措施。不遵從執行通知即屬違法，可被檢控。這是目前香港最正式、最有力的非訴訟法律工具。

要注意，公署的權力在於處理個人資料的「準確性」和「保留」，未必能直接命令媒體加上更新，但可促使媒體協商。許多個案最終以媒體自願加上備註或匿名化處理達成和解，無須去到執行通知階段。

第四步：其他非訴訟渠道

• 向香港報業評議會投訴：如果該媒體是報評會會員（香港大部分收費報章是會員，但網媒如「法庭線」並非全部加入），可以根據其《新聞從業員專業操守守則》投訴報導不完整、未及時更新、損害私隱等。報評會有權作出裁決，要求媒體刊登更正或道歉。雖然裁決沒有法律約束力，但對媒體構成公眾壓力。
• 向立法會或區議員求助：有時透過議員辦事處轉介，能加速媒體的公關回應。
• 公眾教育與社交媒體：在極端情況下，當事人可考慮自行在社交媒體發布澄清聲明，或聯繫其他媒體跟進報導無罪結果。但這需要小心權衡，以免引發二次傷害。

六、假如真的要興訟：可能的訴訟基礎及現實困難

如果所有非訴訟方法都失敗，而當事人決定訴諸法院，理論上可以提出的民事訴訟基礎包括：

（一）誹謗（Libel）

前面已分析，法庭報導享有有限特權，公正準確報導即時程序難以入罪。但有一點細微可能：如果媒體在無罪判決後，明知報導已不完整、具有誤導性，卻仍然拒絕更新，這種不作為能否構成誹謗？ 普通法下，誹謗通常針對「發布」的行為。過去曾有英國案例探討網站持續展示過時誹謗性內容，是否構成「持續發布」（continuing publication）。若媒體拒絕更新，可能被視為每日都在「重新發布」該不完整的報導。但香港至今未有終審案例確立這點。即使成功論證，也要證明報導本身具誹謗性。但由於報導原本是公正記錄，加上無罪結果後，整體是否構成誹謗？很難。因為讀者看了整篇報導，得知起初被控後來無罪，通常不會再對當事人產生負面觀感。所以誹謗這條路極難走通。

（二）侵犯私隱（Invasion of Privacy）

香港沒有成文的侵犯私隱侵權法，但普通法下有侵犯私隱的侵權行為（intrusion upon seclusion）仍在發展中。在2016年「鄧XX訴張XX」一案中，上訴庭探討了私隱侵權，但主要針對秘密偷拍。要將此擴展到報導未更新，幾乎不可能。法院會非常顧忌開創先例，以免扼殺新聞自由。

（三）《個人資料（私隱）條例》下的民事訴訟

條例第66條賦予個人權利，可就違反保障資料原則造成的損害，向資料使用者提出民事索償。如果當事人能證明媒體違反保障資料第2原則（保留不準確資料）或第6原則（拒絕更正），並因此蒙受實際損害（如失去工作機會、精神困擾），理論上可以入稟區域法院索償。這條路較上述兩者更可行，但現實中，法庭如何判定媒體有「責任」去更新一則原本合法的法庭報導，仍充滿不確定性。此外，媒體仍可引用第61條的新聞活動豁免作抗辯。除非能說服法庭該豁免被濫用，或公眾利益已明顯傾斜向當事人的私隱權，否則勝訴門檻極高。

（四）司法覆核？

有些論者曾提出，對私隱專員不執法的決定提出司法覆核，但這屬於挑戰行政決定，程序複雜，成本高昂，且成功機會微，一般不建議。

總括而言，在香港現行法制下，要成功透過訴訟強制媒體更新或刪除法庭舊報導，困難重重。 主要障礙來自對新聞自由和公開司法紀錄的高度保護。更務實的策略，永遠是透過協商、道德訴求和私隱投訴去爭取「更新註記」，而非妄求「完全刪除」。

七、比較法視野：其他地區如何處理這困境？

看看外國經驗，有助理解香港的相對位置，以及未來可能的發展方向。

地區	相關法律機制	實踐情況
英格蘭及威爾斯	被遺忘權（脫歐後保留GDPR）；《誹謗法2013》；獨立媒體自律組織 IPSO。	個人可向IPSO投訴報導不準確或騷擾。媒體通常自願加上更新註記。高院可頒令刪除不準確個人資料。
蘇格蘭	類似英格蘭，有獨立投訴機制。	媒體實務上會在被判無罪後更新報導。
歐盟	GDPR 第17條刪除權（被遺忘權）。	可要求媒體刪除過時、不相關的個人資料，但新聞報導有新聞目的豁免。傾向要求搜尋引擎移除連結，而非直接刪除報導。
台灣	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1條（更正、停止處理或利用）；有法院實務承認「被遺忘權」。	曾有最高行政法院判決支援刪除搜尋結果。當事人可請求媒體更新或移除。
美國	沒有被遺忘權；第一修正案對言論自由保護極強。	幾乎不可能強制媒體刪除。媒體通常有自己的更正政策，但無罪後更新並非必然。

這比對告訴我們，香港的法律保障相對薄弱，但媒體自律和道德遊說，反而是現階段最有效的方法。 英國經驗更顯示，一個良好的獨立投訴機制，能為當事人提供一條不經訴訟的出路。

八、給「法庭線」及其他媒體的思考：公眾利益應包含「無罪結果」

筆者理解，媒體非常擔心一旦應允更新，會開了先例，以後任何被報導過的人都要求刪改，造成資源壓力，甚至干預歷史紀錄。但「無罪判決」是一個極特殊的類別。一個人經歷了整場刑事司法程序，最終被法律證明無辜，從被起訴到清白的整個過程，理應完整地存在於公共紀錄中。只有前半段，沒有後半段，既是對該個人的不公平，也是對司法制度完整性的嘲諷。

「法庭線」等專業法庭媒體，可以考慮制訂清晰、透明的「更新政策」：

1. 自動監察機制：為自己的法庭報導設立追蹤機制，一旦案件有最終裁決，便主動在相關舊報導末端加上「案件結果備註」。這種做法能提升媒體的可信度。
2. 設立申訴渠道：提供清晰的表格或電郵，讓當事人可正式提出更新請求，並規定在特定時間內（如14個工作日）回應。
3. 分級處理請求：
   • 無罪裁決：應優先處理，主動加上更新。
   • 上訴得直、控罪撤銷：同理。
   • 定罪後已服刑完畢：情況較複雜，須平衡更生人士的私隱權與公眾知情權，但仍值得探討提供某種形式的更新或除名。
4. 堅持不刪除，但承諾「完整呈現」：媒體可以表明不會刪除歷史報導，但承諾讓每一則報導都保持「活」的狀態，隨司法程序推進而適度更新，這才是對歷史負責的態度。

常見問答（FAQ）

以下整理了當事人最常問的問題，並提供簡潔法律解答。

Q1：我只是要求媒體在舊報導底部加一句「最終無罪」，他們有沒有法律責任這樣做？
答： 目前香港沒有法律明確規定媒體必須更新。但從《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的「資料準確性」原則，以及新聞道德層面來看，媒體有很強的道義責任去這樣做。你可以透過私隱投訴來施壓。

Q2：如果媒體說「報導當時是準確的，所以不能改」，這說法對嗎？
答： 報導當時準確，不代表永遠準確。沒有最終裁決的報導，對現時讀者構成不完整和誤導的陳述。這是「不作為」造成的損害，而非當初報導有錯。媒體應該處理的是資訊的「完整性」，而不是推翻歷史。

Q3：我的案件在少年法庭審理，媒體可以報導嗎？結果無罪能否要求刪除？
答： 根據《少年犯條例》，少年法庭案件禁止公布任何足以識別少年身份的資料。如果媒體違規，你可以向警方或法庭舉報，要求移除。即使無罪，匿名保護依然存在。這是一項強制法律規定，比私隱條例更有效。

Q4：如果「法庭線」堅決拒絕，我可否要求Google刪除搜索結果？
答： 你可以向Google提出「移除要求」，基於資料過時、不相關或損害私隱。Google會進行評估，在香港通常會參考《私隱條例》精神及公眾利益。成功與否視乎個案，若媒體本身不刪，Google未必會移除合法的新聞連結，但曾有成功案例移除過時的個人資料。這是一條輔助途徑。

Q5：報導沒有用我的全名，只用了「陳姓男子」，我還可以要求更新嗎？
答： 如果報導雖然未用全名，但結合其他資訊（年齡、職業、地區）足以讓認識你的人辨識出是你，仍可能構成「可識別的個人資料」，同樣享有法律保障。你可以提出類似請求，但媒體可能辯稱損害較小。

Q6：如果不止一家媒體報導，我要逐間去信嗎？
答： 是的。法律上各媒體是獨立資料使用者，你需要向每一間持有你個人資料的媒體提出請求。建議準備標準化請求信，一併發送。

Q7：申請法律援助要求媒體刪除報導可行嗎？
答： 民事訴訟索償或申請禁制令可申請法援，但法援署會評估案情勝算。基於上述分析，這類案件勝算不高，獲批法援的機會相當低。

Q8：如果我覺得報導帶有惡意，例如記者用侮辱性詞彙，可以告誹謗嗎？
答： 那就不同了。如果報導本身超越了公正準確的法庭記錄，加入了自己的惡意評論或失實描述，傳媒的有限特權就會喪失，你可以循誹謗途徑起訴。但這必須針對報導的「額外內容」，而非純粹記錄。

結語：無罪者的名譽，需要媒體一起守護

刑事程序由始至終都是一場對個人尊嚴和名譽的嚴厲考驗。無罪判決本應是洗脫污名、重獲新生的時刻，但在網絡時代，一則沒有結局的舊報導足以將人永遠囚禁在疑犯的陰影裏。我們的法律，在保護無罪者的數碼足跡上，明顯落後於科技和社會需要。在被遺忘權尚未在香港扎根的今天，當事人只能透過理性溝通、道德遊說和私隱投訴，為自己爭取一絲喘息空間。

最理想的結局，不是強硬地消滅歷史，而是讓媒體自願地補上那缺失的一塊拼圖。在每一則曾經轟動的法庭報導下，都有一行不起眼但至關重要的更新：「備註：本案被告人已獲判無罪」。這一行字，是對司法最終裁決的尊重，是對無辜者的基本公平，也是新聞專業真正完整的體現。

願所有走過司法火焰的人，都能在清白過後，真正被社會重新接納，而非被過去的陰霾永遠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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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陳志偉
執業律師，專注於人權法、媒體法及個人資料私隱範疇。曾處理多宗涉及網絡聲譽、被遺忘權及法庭報導爭議的個案，並經常為非牟利機構提供法律教育。深信法律不應只是懲罰工具，更應是平衡權利、修復傷害的機制。閒時愛看偵探小說，相信真相終會浮現，只是有時需要一點耐性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