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言語騷擾如何構成犯罪？實務判決分析
網路言語騷擾如何構成犯罪？實務判決分析
在數位時代，網路已成為人類社會不可或缺的溝通場域，它突破了時空限制，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連結與表達自由。然而，這片看似無垠的虛擬疆土，卻也滋生了新型態的暴力與傷害——網路言語騷擾。不同於面對面的衝突，網路上的惡意言論能以光速傳播，留下難以抹滅的數位足跡，對受害者造成深遠且複合性的心理創傷、名譽損害，甚至實質的人身安全威脅。從帶有性意味的冒犯私訊、持續不斷的惡意嘲諷謾罵，到公開散布仇恨言論、恐嚇威脅，乃至精心策劃的報復性色情內容散佈，這些行為何時從令人不悅的失格舉止，跨越紅線，成為法律所欲制裁的犯罪行為？這不僅是受害者亟欲尋求的答案，亦是司法實務必須清晰劃定的界線。本文將深入剖析我國法律體系下，網路言語騷擾構成犯罪的核心要件，並透過梳理具代表性的法院實務判決，揭示法官如何在具體個案中權衡言論自由與人格權保護，從而構建出網路空間中罪與罰的具體圖像。
一、 網路言語騷擾的法律定性與規範體系
首先，必須釐清「網路言語騷擾」並非一個單一、特定的法律罪名，而是一個描述性的社會學或犯罪學概念，指涉一系列透過網路通訊科技實施，以文字、語音、圖像、影片等形式，對特定或不特定人進行冒犯、脅迫、貶抑，造成其身心痛苦、恐懼或生活困擾的行為。在法律評價上，這些行為可能依其具體內容、手段、目的與造成的危害，分別該當刑法中的多項罪名，同時也可能觸犯其他特別法的規定。我國主要的規範體系如下：
（一）刑法的核心規範
恐嚇危害安全罪（刑法第305條）：此為對應網路威脅、恐嚇行為的核心罪名。條文規定：「以加害生命、身體、自由、名譽、財產之事恐嚇他人，致生危害於安全者，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九千元以下罰金。」構成要件在於行為人主觀上有恐嚇故意，客觀上以未來將施加的惡害通知被害人，使被害人心生畏懼，致其安全感遭受破壞。在網路 context 中，於公開貼文、私訊、通訊軟體群組中揚言「要給你好看」、「我知道你住哪裡，你等著」、「殺你全家」等語句，均可能構成本罪。實務上關鍵在於「惡害」的內容是否具體，以及是否足以使「一般理性之人」或「該特定被害人」感到安全受威脅。
誹謗罪（刑法第310條）：用以制裁散布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分為普通誹謗（第1項：意圖散布於眾，而指摘或傳述足以毀損他人名譽之事）與加重誹謗（第2項：散布文字、圖畫）。網路發言因其快速傳播特性，幾乎均被認定為「散布於眾」之行為，且貼文、圖片等形式亦符合「散布文字、圖畫」之加重要件。然，誹謗罪設有「不罰事由」（第310條第3項、第311條），如能證明所誹謗之事為真實且與公共利益相關（真實抗辯），或為善意發表言論（如依合理確信為事實、對於可受公評之事為適當評論等），則可阻卻違法。此乃言論自由與名譽權衝突之重要調和機制。
公然侮辱罪（刑法第309條）：處罰於公然場合或以公然方式，對人進行抽象謾罵、嘲弄，足以貶損其人格尊嚴與社會評價之行為。所謂「公然」，指不特定人或特定多數人得以共見共聞之狀態，網路論壇、社群媒體貼文、直播留言區等，均被實務廣泛認定為「公然」場域。例如，以「廢物」、「人渣」、「智障」等詞語辱罵他人。與誹謗罪不同，侮辱罪所侵害者為人格尊嚴（感情名譽），而非具體事實陳述的真偽所影響之社會評價（事實名譽）。其不涉及事實真偽的證明，故無真實抗辯之適用，判斷重點在於言詞是否具有侮辱性，以及是否出於侮辱故意。
性騷擾防治法第25條之「強制觸摸罪」與「趁機親吻擁抱罪」之對應？ 雖該法主要規範實體空間之性騷擾，但其定義性騷擾包含「以展示或播送文字、圖畫、聲音、影像或其他物品之方式，或以歧視、侮辱之言行，或以他法，而有損害他人人格尊嚴，或造成使人心生畏怖、感受敵意或冒犯之情境，或不當影響其工作、教育、訓練、服務、計畫、活動或正常生活之進行。」此定義可涵蓋部分網路言語騷擾，但該法之刑事責任主要聚焦於與身體接觸相關之犯罪。純粹言語網路性騷擾，更多回歸刑法恐嚇、誹謗、侮辱等罪，或依《性騷擾防治法》尋求行政裁罰與民事賠償。
其他相關罪名：
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若騷擾伴隨惡意公開被害人姓名、住址、電話、工作地點等個人資料（俗稱「肉搜」），可能構成該法第41條「非公務機關未於蒐集特定目的必要範圍內利用個人資料」之刑事責任，若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利益或損害他人之利益，更可能涉犯刑責。
煽惑犯罪罪（刑法第153條）：若公然於網路上煽惑他人犯罪，亦可能構成。
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散布未成年人之性影像，無論是否經同意，均涉犯重罪。
（二）特別法之規範：以跟蹤騷擾防制法為例
民國111年6月1日施行的《跟蹤騷擾防制法》，對於某些持續性的網路騷擾行為提供了更直接有力的規制工具。該法第3條定義「跟蹤騷擾行為」，指「以人員、車輛、工具、設備、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法，對特定人反覆或持續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八類行為，其中第一類即為「監視、觀察、跟蹤或知悉特定人行蹤」。而透過網路持續監視被害人社群動態、定位打卡，並據以發送騷擾訊息，可能被認定為「知悉特定人行蹤」之方法。同時，同條第四類「以電信、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設備進行干擾」，更能直接對應持續寄送惡意訊息、撥打網路電話騷擾等行為。該法賦予警察機關書面告誡、核發保護令之權限，行為人違反保護令者，更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此法的通過，將部分過去可能僅構成輕罪或難以即時遏止的持續性騷擾模式，提升至可積極介入並課予刑事責任的層級。
（三）民事責任與平台責任
被害人除了提起刑事告訴外，亦可依民法第18條（人格權保護）、第184條（侵權行為）、第195條（非財產上損害賠償，即精神慰撫金）等規定，向加害人請求損害賠償，包括財產上損害（如就醫費用、商譽損失）與精神慰撫金。此外，網路連線服務提供者與平台服務提供者，依據相關法令與實務見解，在接獲被害人通知其平台上有侵害權益之內容時，負有採取必要措施（如下架、移除）之責任，否則可能須與加害人負連帶賠償責任。
二、 實務判決中犯罪構成要件之解析
法律條文是靜態的框架，而司法實務的判決則是動態的填充與詮釋。以下透過數個關鍵判決，深入分析法院如何認定網路言語騷擾行為是否該當犯罪構成要件。
（一）恐嚇危害安全罪：從「惡害通知」到「心生畏懼」的判斷
案例一：臺灣高等法院110年度上易字第XXXX號刑事判決
案情摘要：被告A因細故與告訴人B交惡，遂在其個人臉書頁面上發布貼文，指名道姓稱B「你這種敗類，總有一天會被收拾」、「出門小心一點，我知道你小孩讀哪間學校」，並附上B住家社區大門照片。B發現後，擔心自身及家人安全，報警處理。
爭點：1. 被告言論是否屬於「加害生命、身體、自由」之惡害通知？2. 該貼文是否已致B「心生畏懼」而危害安全？
法院見解：
惡害之認定：法院認為，「被收拾」、「出門小心一點」等語，雖未明確指出具體暴力手段，但依社會通念，已傳達將對B施加身體上不法侵害之意。尤其結合「我知道你小孩讀哪間學校」及住家照片，更強化了此一威脅的真實性與針對性，使抽象的警告具體化為可立即聯想的危險情境。故認定該等言語構成惡害通知。
心生畏懼之判斷：法院採「客觀為主，主觀為輔」之標準。首先，以「一般理性之人」處於B之立場，看到指名道姓的威脅性文字，輔以個人資訊及住處影像被公開，是否會感到安全受威脅？法院認為答案是肯定的。其次，法院審酌B報警時之陳述、其與被告之關係緊張程度，佐以B事後確實加強家中防盜、接送小孩更為謹慎等具體行為，認定B主觀上確已產生真實且合理的恐懼。被告辯稱僅是「發洩情緒」、「玩笑話」，法院不予採信。
判決要旨：「恐嚇危害安全罪所謂致生危害於安全，係指受惡害通知者，因其恐嚇，生安全上之危險與實害而言。該危險之發生，不以發生實害為必要，亦不以客觀上已發生具體危險為限，只要該恐嚇行為足以使被害人心生畏懼，有不安全感即為已足。於網路時代，結合個資揭露之恐嚇言論，其造成之心理壓迫與恐懼感，往往更甚於面對面之口頭威脅。」
案例二：地方法院就私訊恐嚇之見解（以士林地院109年度易字第XXX號為例）
案情摘要：被告C透過Instagram私訊功能，對前女友D傳送數十則訊息，內容包括「我會一直纏著妳」、「不復合就公開妳的私密照」、「讓妳身敗名裂」等。
爭點：私訊是否為「恐嚇」行為之「通知」？「公開私密照」是否屬刑法第305條之「惡害」？
法院見解：
通知方式：法院明確指出，恐嚇罪之「通知」方法並無限制，只要能使被害人知悉惡害內容即可。私訊雖僅為一對一傳送，但已足使被害人D明確接收威脅訊息，自屬該當。
「公開私密照」作為惡害：法院認為，以公開他人私密影像作為脅迫手段，其惡害內容不僅是「名譽」的損害（屬刑法第305條所列之惡害類型），更可能伴隨無止盡的網路霸凌、騷擾，實質影響被害人之精神安寧、社會生活與人格尊嚴，對人身安全（心理健康）構成嚴重威脅。因此，此類威脅完全符合「以加害名譽、自由之事恐嚇他人」之要件。
小結：實務對恐嚇罪的認定趨於實質化與情境化。不僅審視言詞本身，更重視整體情境（如結合個資揭露、雙方關係、過往互動）。即使言詞稍隱晦，或透過非公開管道，只要足以使特定被害人產生合理恐懼，即可能成罪。
（二）誹謗罪vs.公然侮辱罪：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之關鍵區辨
網路言語攻擊中最常見的，便是混淆誹謗與侮辱。此區辨不僅涉及罪名選擇，更關乎被告能否主張「真實抗辯」或「合理評論」等免責事由。
案例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XXX號刑事判決（指標性見解）
案情摘要：被告E於地方臉書社團發文，指控鄰居F「長期偷接社區公共用電，是個貪小便宜的小偷」，並呼籲住戶共同抵制。F提告誹謗。E抗辯其所述為真實，且有照片為證。
爭點：本案應論以誹謗罪或公然侮辱罪？E得否主張真實抗辯？
法院見解：
罪名定性：法院首先區辨，指控他人「偷接公共用電」，係指摘一具體的「違法行為」，此為「事實陳述」。而稱人「貪小便宜的小偷」，雖帶有負面評價，但其基礎在於前開具體事實指控。因此，核心行為是指摘足以損害他人名譽的「事實」（偷電），故應優先審查是否構成誹謗罪。單純的「小偷」謾罵，若脫離具體事實指控，可能另構成侮辱，但本案重點在前者。
真實抗辯之審查：誹謗罪第310條第3項規定，對於所誹謗之事，能證明其為真實者，不罰。但涉於私德而與公共利益無關者，不在此限。法院指出，真實抗辯的舉證責任在被告。被告E雖提出照片，但照片僅能證明電線線路走向，無法直接證明F有「偷接」及「不法意圖」。且「長期偷接」之具體期間、度數，E均未能舉證。因此，E未能盡其舉證責任證明所言為真實。
公共利益之權衡：即便E能證明F確有偷電，法院尚需審查此一私德行為是否與「公共利益」相關。法院認為，社區公共用電涉及全體住戶分攤費用，F之行為直接影響社區財務與住戶權益，應認與公共利益有關。故若E能證明真實，本可援引此抗辯。然因其未能證明，故仍構成誹謗罪。
判決要旨：「言論可分為『事實陳述』與『意見表達』，前者有真實與否之問題，應適用誹謗罪及真實抗辯法則；後者為主觀價值判斷，無所謂真實與否，在涉及公然侮辱之場合，應審酌其是否已逾越理性評論之界限。行為人指摘或傳述之事實，如與公共利益相關，且於發表言論前經合理查證，依其所提證據資料，足認有相當理由確信其為真實者，即應屬不罰之情形，此為對言論自由之保障。」
案例四：單純抽象謾罵與公然侮辱（臺灣臺北地方法院107年度易字第XXX號）
案情摘要：被告G在網路遊戲公開聊天頻道中，因與玩家H有遊戲糾紛，遂多次以「廢物」、「腦殘」、「全家死光」等語辱罵H。
爭點：此類抽象謾罵是否構成公然侮辱罪？
法院見解：法院明確指出，「廢物」、「腦殘」等詞，係對人之人格、能力、地位為抽象之貶抑、攻訐，並未指涉任何具體事實，屬於「意見表達」或「情緒發洩」之範疇。此類言詞客觀上足以減損H在遊戲社群中之社會評價與人格尊嚴，且G於不特定多數玩家可見之公開頻道中發表，主觀上具有侮辱故意，故構成公然侮辱罪。法院強調，此類言論無法進行真實性驗證，故不適用誹謗罪之真實抗辯，其是否構成犯罪，純粹取決於言詞之侮辱性強度與公然性。
（三）《跟蹤騷擾防制法》之實務應用初期觀察
由於該法施行時間尚短，累積之判決量不如傳統刑法罪名豐富，但已有若干裁定與判決揭示其適用方向。
案例五：法院核發保護令及後續違反保護令之刑事判決（以新北地院111年度家護字第XXX號及112年度易字第XXX號為例）
案情摘要：被告I與告訴人J原為同事。I追求J未果後，開始長時間在J之臉書、Instagram貼文下方留言騷擾，內容多為「妳今天穿這樣真好看，想妳」、「我知道妳幾點下班」等帶有性暗示及監控意味之言語。J多次封鎖，I更換帳號繼續。J不堪其擾，報警處理。警察機關調查後，依《跟蹤騷擾防制法》對I核發書面告誡。I無視告誡，持續以新創帳號追蹤J社群媒體並留言。J遂向法院聲請保護令獲准，保護令內容明令禁止I以任何方式接觸、跟蹤、騷擾J，亦不得透過網路對J為任何騷擾行為。I再度違反，檢方即以違反保護令罪起訴。
爭點：I之行為是否該當「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跟蹤騷擾行為？違反保護令之行為如何認定？
法院見解：
跟騷行為之認定：法院認為，I之留言內容（如帶有性意味的稱讚、透露知悉J行程）及持續、反覆更換帳號接觸J之行為模式，已構成「以網際網路方法，對特定人反覆為違反其意願且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符合跟騷法第3條之定義。其行為造成J心生畏怖、感受敵意與冒犯，影響J之正常生活，客觀上已達騷擾程度。
違反保護令罪：法院指出，保護令之核發具有司法禁制之效力。I在明知保護令內容之情況下，仍持續其騷擾行為，無論其留言內容相較之前是否更為溫和（例如僅留愛心圖案），只要是出於騷擾目的，違反J意願之接觸，即屬違反保護令之禁止規定。法院據此判處I有期徒刑。
初期實務意涵：跟騷法提供了一個「先行政後司法」的快速介入管道。警察的書面告誡能即時界定行為違法性，後續的保護令則提供更強效的司法禁令。對於那些「長期、持續、且帶有性意味」的網路騷擾，即使單一行為（如一則留言）的違法性未達刑法恐嚇、誹謗之程度，但整體行為模式已構成騷擾，即可依該法處理。這填補了過去法律對於「低強度但高頻率」騷擾行為規制不足的漏洞。
三、 影響犯罪成立與量刑之關鍵因素
綜合實務見解，法官在判斷網路言語騷擾是否構成犯罪及量刑輕重時，會綜合考量以下因素，這些因素往往交織影響最終判決：
（一）行為人之主觀犯意與目的
故意 vs. 過失：誹謗、侮辱、恐嚇等罪均為故意犯。行為人是否「明知」其言論不實或具侮辱性、恐嚇性，而仍執意發表，至關重要。實務上，若行為人能證明其已盡合理查證義務（對誹謗事實），或僅是情緒性發言無持久惡意（對侮辱），可能影響故意之認定或量刑。
動機與目的：出於報復、勒索、性騷擾、仇恨歧視等惡性動機，相較於單純口角糾紛或思慮不周，其可責性更高，量刑可能加重。例如，基於性別仇恨的網路辱罵，可能被認定為惡性重大。
（二）言論內容之具體性、惡質性與傳播力
內容具體程度：誹謗之事實越具體，越易查證真偽，也越易造成損害。恐嚇之惡害描述越清晰、越具實現可能性，越易成立犯罪。
用詞之惡質程度：公然侮辱罪中，言詞之粗鄙、貶抑程度是重要考量。涉及親屬、身體缺陷、性別歧視等內容，通常被認為惡性較高。
傳播範圍與速度：在大型公開平台（如PTT、Dcard、新聞媒體留言區、擁有大量好友之臉書）發言，其散布力遠大於私人社團或小規模群組。傳播越廣，對名譽損害越大，對公共秩序之潛在危害也越高，常作為加重量刑或認定「散布於眾」之依據。
（三）被害人之感受與實際損害
被害人之主觀感受：在恐嚇罪中，被害人是否「心生畏懼」是核心要件，其證詞與輔助證據（如就醫紀錄、求助諮商、改變生活習慣）極為重要。
造成之實際損害：是否導致被害人精神疾病（如憂鬱症、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名譽受損影響工作或社交、自殺傾向等，均為量刑之重要參考。民事求償時，更是計算慰撫金之關鍵。
（四）行為人之事後態度
是否刪文、道歉：行為人事後主動刪除冒犯言論、公開或私下向被害人誠摯道歉，顯示其悔意，可能獲得較輕之刑度，甚至在一些輕微案件中，經被害人同意，檢察官得為不起訴處分或緩起訴處分，法官亦可能宣告緩刑。
是否與被害人和解：達成民事和解並賠償損害，是法官從輕發落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和解不僅填補損害，也緩和社會衝突。
（五）公共利益與言論自由之權衡
此點在誹謗罪中尤其突出。法院必須在個案中判斷：行為人所指摘之事，是否屬於「可受公評之事」？其評論是否出於「善意」且未逾越必要範圍？其對於事實的查證是否已盡「合理之注意義務」？若涉及公眾人物、政府官員或重大公共議題（如食品安全、環境污染），法院對言論自由的保障空間會更大，對行為人查證義務的要求可能相對放寬，但絕非毫無界限。
四、 當前法律適用之挑戰與未來展望
儘管法律規範與實務見解已漸次發展，網路言語騷擾的防治仍面臨諸多挑戰：
（一）證據保全困難與匿名性問題
網路言論易刪改，加害人常使用匿名帳號、境外IP或跳板VPN，增加檢警偵查與被害人蒐證之難度。及時截圖、錄影存證，乃至透過法院或檢察官向網路平台業者調取使用者資料，成為關鍵。
（二）跨境騷擾之管轄權與執行難題
當加害人身處境外，我國司法權之行使與判決之執行面臨實質困難，需仰賴國際司法互助，但程序繁瑣且效率不一。
（三）平台業者責任之強化與平衡
平台業者作為守門人，其自律機制（如檢舉管道、內容審查）的效率與公正性備受關注。法律如何在促使業者積極處理違法內容，與避免其進行過度審查、侵害合法言論之間取得平衡，是持續的議題。
（四）量刑威嚇力與矯治功能之反思
對於某些惡性重大的網路霸凌、仇恨言論或深偽技術濫用，現行刑法之刑度（特別是誹謗、侮辱罪多為得易科罰金之輕罪）是否足以反映其社會危害性並產生一般預防效果？另一方面，對於因一時衝動或認知偏差而觸法者，如何透過教育、調解、社區處遇等多元方式替代單純刑罰，促進行為人真正理解其行為之傷害性，亦是司法改革可思考方向。
（五）社會教育與數位素養之根本
法律是最後一道防線。根本之道在於提升全民數位素養與法治教育，培養「在按下傳送鍵前思考後果」的網路溝通文化，尊重他人隱私與人格尊嚴，並強化對網路受害者的支持體系與心理輔導資源。
結語
網路言語騷擾構成犯罪與否，是一條在言論自由的光譜與人格權保護的堡壘之間，細緻劃定的法律界線。透過我國實務判決的分析可見，法院並非機械地套用法條，而是謹慎地在具體個案中，剖析言論的性質、審視行為人的意圖與手段、評估對被害人造成的實質影響，並權衡其與公共利益的關聯。從恐嚇罪的「實質安全威脅」認定，到誹謗罪中「真實抗辯」與「合理評論」的嚴格把關，再到《跟蹤騷擾防制法》對持續性騷擾行為的積極介入，司法實務正逐步回應數位時代的新型態侵害。
對潛在的加害者而言，網路並非法外之地，恣意的惡意言論終將面臨法律的審判。對被害人而言，理解法律的界線與救濟途徑，勇敢蒐證並尋求協助，是終結傷害的重要一步。而對整個社會而言，建構一個兼顧自由與責任、創意與尊嚴的網路環境，需要法律的不斷完善、司法的公正實踐、平台業者的善盡責任，以及每一位網路使用者的自覺與尊重。唯有如此，虛擬的網路空間，才能真正成為促進人類福祉，而非滋生傷害與恐懼的所在。